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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公司比惠普更能代表硅谷的神话了。1934年,斯坦福的两个毕业生休伊特(Hewlett)和派克特(Packard)躺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憧憬着这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过后的美景。两个打算办一个电子公司,至于这个公司的名字应该叫Hewlett–Packard还是该叫Packard-Hewlett,两个人决定抛硬币看运气,最后结果是Hewlett赢了,便有了HP这个名字。但是,直到1939年这个公司才正式成立,创办资金只有区区500美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示波器的电子仪器。经过二次大战,惠普得到了发展。这时一个机遇使得惠普、硅谷和斯坦福同时兴起。太阳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利用它在Unix上的主导地位,或联合、或兼并其它Unix服务器厂商共同对付微软并稳守中大型企业市场。它至少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和微软分庭抗礼。至今,Windows的服务器在很多业务上还无法取代Unix的位置。但是太阳公司当年带头在Unix阵营里窝里斗,根本没有把精力转到和微软的竞争上。苹果董事会起先对乔布斯的能力也没谱,便给了他一个临时CEO的职务。乔布斯也不在乎这个,他甚至答应一年只拿一块钱的工资。毕竟苹果公司是他的亲儿子,只要让他回苹果就什么都好说。我和硅谷很多创业者聊过,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公司,哪怕再小的公司,在感情上也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乔布斯上台后推出了一些样子很酷的PC机,那时苹果机已经比IBM兼容机贵了很多,成了高端的产品,用户主要是很多搞艺术的人—他们很喜欢苹果优于其它个人电脑的图形功能——和一些赶时髦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乔布斯自己也更像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既然苹果在微机领域已经不可能替代兼容机和微软的地位了,他干脆往高端发展,讲究性能、品味和时尚。慢慢地,苹果的产品成了时尚的东西。网投平台九五贵宾会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使学校长期维持下去。斯坦福夫人亲自动身去了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妇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六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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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情况是一个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的投资过程,任何一个成功的投资都会比它复杂得多。比如,通常天使投资人可能是几家而不是一家,很多人都会要求坐到董事会里去,这样在真正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时,董事会已经变得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风投公司通常会以当时合理的股价(FairMarketValue)从天使投资人手中买回股权,并把他们统统从董事会中请出去。否则每次开董事会坐着一屋子大大小小的股东,大家七嘴八舌,还怎么讨论问题。大部分天使投资人也愿意兑现他们的投资收益,以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网景公司和微软网络浏览器(WebBrowser)之争已经成为IT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只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两句,就不再详述了。当同事们再次将网景浏览器展示给盖茨时,盖茨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微软之所以得以控制整个微机行业,在于它控制了人们使用计算机时无法绕过的接口——操作系统。现在,网景控制了人们通向互联网的接口,这意味着如果微软不能将它夺回来,将来在互联网上就会受制于人。盖茨意识到微软已经在这个领域落后了,他首先想购买网景,但是被网景拒绝。微软于是马上派人去和网景公司谈判合作事宜,而盖茨一直在遥控谈判。微软的条件苛刻,包括注资网景并且进入董事会。网景现在面对两难的问题,如果答应微软从此就受制于人,而且以前和微软合作的IBM和苹果都没有好结果,反之,不答应微软,就可能像莲花公司和WordPerfect一样面临灭顶之灾。最后,网景选择了和微软一拼,因为它觉得至少目前它还有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后来证明这种技术上的优势根本不可靠,这也是我将技术排在形成垄断的三个条件之外的原因。在微软方面,它也正式向网景公司宣战。网投平台九五贵宾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1999年以前,它基本上和第一个公司的曲线吻合,虽然它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是,2000年以后,它的营业额虽然基本上是直线增长,却有两次小的滑坡。糟糕的是它的盈利却忽高忽低。它的利润率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而且一直在10%一下。因此,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再了解到它2002年到2003年营业额猛增是因为买下了一家很多的公司,那么我们对这家公司自身发展的能力就更怀疑了。根据巴菲特的观点,这种忽上忽下的公司不能投,因为它保不齐哪天就会垮掉。

1885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1929-1933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思科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的小弟弟华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华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虽然大部分人并不关心它做的路由器产品。因此,在这里也就不用赘述华为的故事和成功经验了。作为一个民办企业,华为虽然得到了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它能够发展起来它一开办就定了一个高起点、还靠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和员工的勤劳。华为公司比思科成立晚四年,早于Juniper八年。华为创办时起点就很高,当时邮电部下面的一些研究所还在和AT&T等跨国公司谈二流技术的转让和合作,任正非直接就定位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且短短几年就开发出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08程控交换机。2006年,华为的销售额已经到达650亿人民币,大约90亿美元,是Juniper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这和房地产销售因泡沫经济的虚高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因此,华为已经成为思科在世界上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太阳公司通过Java实现跨操作系统平台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用华尔街的话讲,就是Java是赔钱赚吆喝。赚到吆喝后怎么挣钱,太阳公司至今不知道。我接触过太阳公司的很多人,他们大多抱怨Java这种免费的东西无法挣钱。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人,设想如果Java当初掌握在盖茨手里,他一定能玩出无数的名堂。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三十年前,硅谷就是半导体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半导体工业在硅谷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怀疑过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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